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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不是。

    那为什么实学派里，不管是保守派还是激进派，都在盯着这个问题？都试图去解决刘玉说的“穷的去不起、资本不肯去”的问题？

    因为，这个问题，是在废漕改海后的经济学启蒙运动中，最容易被注意到的问题。

    没有学问，是一蹴而就的。

    亚当·斯密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鼻祖，不也只是提出了“绝对优势”，直到谷物法问题后这个问题无法解释了，才有李嘉图补充发展出来了“相对优势”？

    大顺这边的经济学启蒙运动，也是一样的。

    残缺的。

    片面的。

    需要补完的。

    但，社会存在，决定社会意识；经济基础，决定上层建筑。

    在继续发展、补完之前，大顺终究还是要继续塑造可以发现新问题的经济基础、塑造可以产生新的社会意识的社会存在。

    自由贸易的思潮，产生于国与国之间的贸易。

    并且，是因为国家之间的贸易，存在关税保护、重商主义、国内政策性保护等。

    所以，可以这么说，自由贸易理论，在大顺，压根不可能自己出现。

    除非有一天，大顺搞出来贸易逆差了、搞出来关税保护了、搞出来产业扶植了。

    否则，这东西，在大顺压根不可能出现。

    反过来，也一样。

    亚当·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，在1760年，指导了英国经济的运行吗？

    并没有。

    相反，他的学说，虽是显学，但官方根本不用。

    而同样的。

    大顺搞得是他妈的自由贸易吗？刘玉整天喊，但他自己也汗颜，其实压根不是。

    但是，自由贸易学说，却可以迅速在大顺传播，并且被官方所不排斥。

    为何？

    因为，基于国与国贸易搞出来的自由贸易学说，大顺官方压根不觉得有任何害处，自是任其传播。因为大顺是个纯粹的贸易顺差国。

    任何有影响力的学说，都是基于对现实的批判，在批判中思考的。

    于是。

    对英国极端重商主义的批判，在批判中思考出了自由贸易学说。

    对法国的国家管控和工业替代政策的批判，在批判中思考出了自然秩序的重农学派。

    同样的。

    对大顺吊毛不管的经济放任政策的批判，在批判中，大顺的精英阶层，开始了对《管子》、《盐铁》、《周礼新义》的追捧。

    这群人对大顺的思考，是“不是管的太多了，而是管的太少了”。

    这，与支离破碎的、保护主义盛行的、各国竞争激烈、产业同质化严重的欧洲思考出的“不是管的太少了，而是管的太多了”的形式，是不同的。

    但起源，都是基于对现实的批判。

    只不过，欧洲的现实，和大顺的现实，不是一个现实而已。

    千百万勤劳的劳动人民、积累了两千多年的手工业和农业技术，使得大顺在“经济学”的问题上，陷入了一个怪圈。

    因为没有产业被他国冲击的现实，所以，大顺不存在产生重商主义的土壤。

    又因为这个不存在产生重商主义的土壤，所以也就不存在以批判重商主义而诞生的自由贸易的土壤。

    比如说《管子》里讲了许多的经济战的套路。

    问题是，从汉开始，这个帝国，和谁打经济战？

    谁有资格，和这个帝国里世界最强的小农经济副业和手工业打经济战？

    是朝鲜纸，逼到了宣城造纸业雇工起义了？

    还是日本烧，逼到景德镇工匠活不下去了？

    意大利丝，影响到湖丝价格了？

    印度棉布，威胁到松苏布了？

    荷兰的陶器，威胁到宜兴紫砂了？

    对一些根本不存在的威胁，搞保护主义，这是脑袋有病，而不是未雨绸缪。

    对根本不存在的重商主义，狂加批判，要自由贸易，这和疯子呓语没啥区别。

    重【商】主义的“商”，和重农轻【商】的“商”，压根不是一个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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